若不能得为录尚书事，就不能得知国政。
“中平元年黄巾起事以今，已十一年矣，十一年中，汉室日渐凌迟，以至而下，在我等勤王兵到之前，天子性命竟已都被操持於奸贼之手！放眼海内，北至幽并，南至交扬，西到凉州，汉家之十余州，百余郡国，现在泰半都已被强豪窃据，互相攻战，民苦久矣！
“当此之际，如不即下猛药治之，而若再延宕放任，那么在我看来，也许再过不了几年，就不知会有几人称帝，几人称王！至斯时也，将愈不可治矣！”
话到此处，荀贞甚有痛心之状。
帐中诸人知道，荀贞的这副样子，不是他装出来的，对於如今天下诸侯割据，互相攻战，百姓深受其害的现象，荀贞确实是早就非常痛恨，早就希望能够将局面扭转，——要不然，他也不会写出《蒿里行》这首诗来，此诗所蕴含的哀怜百姓之意，正是荀贞想要表达的。
郭嘉深有同感，说道：“明公所言甚是！汉室衰微已久，於今天下，恃兵自强，图谋不轨之徒确实很多。若放之任之，别的不讲，只那袁公路、袁本初兄弟，就一定会行篡逆之举！”
荀贞端起案上陶碗，喝了口水，润了润嗓子，继续说道：“今之海内，已然糜烂至此，若想真正的力挽狂澜，只一个车骑将军，我如何能够做的到？是以，我乃才欲得录尚书事。”再次环顾戏志才等人，说道，“我之此意，卿等知否？”
戏志才摇扇说道：“明公无需多讲，公之心意，忠等自知。”
……
却是荀贞说“不能得为录尚书事，就不能得知国政”，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？
这要从尚书台的本质说起。
本质来说，尚书台的出现是君权和相权矛盾斗争的结果。
自有君、相，君权和相权之间就天然的存在矛盾。
只不过，前期的时候，君权与相权的斗争，君权并不占绝对的上风，因此，虽然早在战国时代，就已有尚书此官，但当时此官只是替诸侯主管文书的小吏而已，地位卑微；秦朝时，有了尚书令、尚书仆射、左右曹诸吏等官，但地位仍不重要，仅是皇帝与丞相之间的一个传达吏而已。
汉承秦制，到前汉武帝时，君权和相权间的矛盾斗争出现了大的变化，便是君权占据了绝对的上风，只是武帝虽然把丞相的权力收归到了宫廷，身为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，他却没有把权力交给中书（尚书），故而尚书那时的地位还是依旧很低。
尚书地位、权力的提高和扩大，是开始於武帝后。
到汉成帝时，中央政府的权力格局又出现了一个大的变化，以前由丞相总理政务的中央政府，一变而为司徒、司马、司空三公分权的中央政府，统一的丞相职权一分为三，三公互不统辖，於是中央政府的实际权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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