到哈佛读书，做朱裳老公。

　　下课铃响了。

　　一、二楼的低年级学生从各个教室涌出教学楼，大呼小叫，手里挥舞着乒乓球拍像村民执刀械斗般冲向楼下的水泥制乒乓球台。高年级学生在楼上窗口不怀好意地看着，瞧准时机扔下一把粉笔头，等低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们仰头准备咒骂列祖列宗的时候，再把自己身后一个无辜的人推向窗口。

　　我瞥见在这一片嘈杂声中姓肖的班长庄重地从椅子上站起来，抻了抻衣襟让运动服上阿迪达斯三叶状的商标更加舒展，右手掠了掠头发，向朱裳的座位走去。我们生产出逼真阿迪达斯圆领衫之后，班长是唯一没向我们要的，自己去买了一件，他的“阿迪达斯”是绣在左胸口上的，和我们的印刷作品明显不同。

　　张国栋从骨子里瞧不上他，觉得像他这样一个面白无须、爱打小报告、好色却绝对作风严谨的人应该生活在那个太监属于正当职业的年代。其实，张国栋也承认班长还是挺出众的，脑子没有任何出众的地方除了出众的仔细。仔细地做每一件事情，仔细地说每一句话。或许就是这种仔细让他当上了班长。听他小学的同学讲，小学的时候，教室前面挂毛主席的像，他就很认真地看着。到了中学，主席只在天安门凝视广场上照相留念的人民和长安街上过往的车辆，班长便习惯性地把那种敬爱的目光投给班主任，并且能背出班主任所有发表过的朦胧诗，比对毛主席诗词还熟悉。于是班主任就像指定接班人一样表情严肃地把班长的职务交给了他，并且尽可能地伙同其他老师尽量给他高分。她教的语文自然不用说，她说“拟人和排比用得好，作文满分”，没人和她争。数学老师就不像话了，他给肖班长步骤分：写个相干不相干的方程，给分。写几个步骤不计算，给分。写个单位，给分。实在不行了，就说：“他虽然写错了，但是我知道他是怎么想的。他的思想是对头的。”

　　张国栋跟我讲过，三楼男生厕所第二个蹲坑的门上有两行字：“到哈佛读书，做朱裳老公。”

　　张国栋说：“咱们班长理想远大。我认得他的字。俗甜。”

　　“你的理想呢？”我问。

　　“挣钱。还有……”

　　“什么？”

　　“如果我和咱们班长的理想都实现了，我就尽全力让他戴绿帽子。开了奔驰600到他家楼下，用手机和朱裳叙旧。不急不躁，慢慢地聊。聊第一次请朱裳跳舞，朱裳夸我乐感好，步子踩得特别顺畅，不会跳的姑娘也能被带着满场跑。我夸朱裳轻，一推就走，手一勾就回到我的怀里来。聊到两个人都觉得烦了，不约而同地在晚上十二点来到学校操场，两个人相依而坐，周围一片黑暗，除了熬通宵打麻将的灯光和窥探我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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