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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辛亥革命前夕，福龄是广东四会县知县，他在任时，因为操劳县政，落下不少病，尤其是胃病，胃疾严重时，深夜呕血，即使如此，也依然没有丝毫懈怠，他兴办教育，广荐人才，重修水利，上任两年，百姓无不爱戴称颂，“年轻有为，公正和慧，勤慎廉明，树人之仁，复见青天”，这些都是百姓给他的赞誉，上至八十老叟，下至八岁小童，都知道他的政德。

　　福龄的为官之德，深受祖宗的熏陶和教诲，他啊，不仅受到了勤政爱民、公正和慧的熏陶，同样也受忠不违君、臣心如水的熏陶，在他心里，“忠”字当头，那是一等一的大事，甚至，“忠”字“当头”都不足以形容他了，福龄的世界里，“忠”可以君临一切，什么“孝”、“义”、“仁”，这些只不过都是“忠”的仆从，他可以移孝作忠、移义作忠、移仁作忠，一切都是为“忠”而服务的。

　　天意弄人，时间走到了辛亥年前夜，福龄的忠路也快走到头了。那是他在任的第三年，风起云涌的革命席卷而来，福龄始终在为幼小的宣统皇帝担忧，他想“这次叛乱闹得不小，这些谋反的，都是公费留洋回来的洋学生，他们不思皇恩浩荡，不思报效朝廷国家，反倒大逆不道作起乱来，朝廷再不设法应对，恐怕国本动摇啊，不过，朝廷是一定会解决叛乱的！曾经的太平天国怎么样？闹得翻江倒海、震天动地，不照样被荡平了吗？这不过是些洋学生，能闹多大？还能闹得过太平天国？”

　　一次偶然，福龄从家人口中得知，振青居然也在这个队伍！他气得肝胆欲碎“振青与这等人为伍！不会有好下场！”，谁知一语成谶，那是后来的事了。

　　当时，福龄还没看得清楚这“叛乱”背后的深层原因与矛盾，旷古罕有的、巨大的革命浪潮就将他掀翻在地了。

　　在县衙中，福龄得到消息，广东各地的“武装起义”闻风而动，大有燎原之势，其中一小撮“叛军”，也正成群结队地向四会县城奔来，福龄下令，立即关门闭城，组织所有的保甲团勇、马步守兵在县城内守备，可是，他调防的那些兵勇，基本都是一副邋邋遢遢、半生不死的样子，福龄质问县城把总道“你手下这些兵勇，个个少气无力，怎么能抵御叛乱？”，把总为难道“这……知县大人啊，这些兵加起来不过一百多人，听说向这里来的起义军有四五百人呢……况且……各地都跟着起义献城了，这改朝换代，也是大势所趋，大家都随波逐流嘛，咱们没必要触那个霉头、碰那个钉子，我看，我们……也没必要死撑了吧”

　　福龄大骂道“你食大清之禄，却不尽人臣之事！有乱不平，有敌不御！忠义何在！气节何在！”，福龄骂得大义凛然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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